尽管现在很火，但ADC其实一开始是跨国药企的游戏。

早期的中国 ADC 企业，多数站在追赶者位置：追靶点、追 linker、追 payload、追临床节奏。HER2、TROP2、Nectin-4、CLDN18.2，一条又一条拥挤的赛道，把中国 Biotech 的速度、工程能力和临床执行力推到极致。

几年之后，局面发生变化。中国企业不再只是做“me-too ADC”，而是开始输出资产、输出平台、输出全球权益。

荣昌生物、科伦博泰、映恩生物、百利天恒、宜联生物等一批公司，把 ADC 从技术追赶变成了产业名片。

这段历史给市场留下了一个重要经验：当一个复杂技术平台进入“工程化扩散期”，中国企业往往不只会跟随，还会在成本、速度、管线密度和 BD 效率上形成压强。

肿瘤 ADC 已经验证过一次。如今，一个更早期、更不拥挤、也更具想象力的方向正在出现：自免 ADC。

它的叙事起点很简单。自身免疫病并不缺药，缺的是足够强、足够精准、足够可长期使用的药。

糖皮质激素有效，但代价沉重。JAK 抑制剂方便，却背负感染、血栓和安全警示。生物制剂精准一些，但疗效天花板不低也不高，仍有大量患者无法缓解、需要长期联合用药。CAR-T 在部分难治性自免病中展示出“免疫重启”的惊人潜力，却很难成为广泛慢病人群的常规方案。

于是 ADC 的逻辑被重新打开：如果抗体能把毒素送进肿瘤细胞，为什么不能把抗炎药、激素、免疫调节剂，甚至核酸药物送进病理免疫细胞?

这不是肿瘤 ADC 的简单平移。它更像是把 ADC 从“精准杀伤”升级为“精准免疫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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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素的再发明

自免 ADC 最现实的第一站，是糖皮质激素的再发明。

激素几乎是自身免疫病治疗史上最强大的药物之一。SLE、RA、IBD、皮肌炎、血管炎、哮喘、皮肤炎症，急性期几乎都离不开它。

问题在于，激素太有效，也太粗暴。长期使用带来骨质疏松、糖代谢异常、感染、心血管风险、库欣样改变和 HPA 轴抑制。临床医生真正想要的，是“只有病灶免疫细胞吃到激素”。

这正是免疫调节型 ADC 的核心想象。

AbbVie 是最早把这个方向推向临床的大药企之一。ABBV-3373 将抗 TNF 抗体与糖皮质激素受体调节剂连接，用于类风湿关节炎(RA)。

Phase 2a 研究证明，这条路能跑通：药物有临床活性，也初步展示了“抗体靶向 + 细胞内 payload”的可行性。后续 ABBV-154 继续推进至多个 Phase 2 试验，在 RA 中相对安慰剂达到统计学优效。

但 AbbVie 的故事也提供了第一条警示：在成熟自免市场里，仅仅“有效”不够。RA 已有 TNF、IL-6、JAK、abatacept、rituximab 等大量成熟方案。

若 ADC 不能在疗效、安全性、减激素、给药便利性或成本效率上拉开差距，技术新颖并不会自动转化为商业溢价。ABBV-154 后续停止开发，核心问题并非路径无效，而是差异化不足。

这反而让后来者的方向更清晰：自免 ADC 最值得切入的，是那些“激素有效、长期毒性严重、现有疗法仍不满意”的疾病场景。

比如异质性强，激素依赖重，未满足需求大的S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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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pDC 到 VISTA：谁能定义第一代自免 ADC?

目前最值得关注的中国管线，仍旧是映恩生物的DB-2304。

DB-2304 靶向BDCA2/CLEC4C，这是浆细胞样树突状细胞 pDC 上高度特异表达的靶点。pDC 是 I 型干扰素的重要来源，而I 型干扰素轴是 SLE 和皮肤型狼疮的重要病理机制之一。

DB-2304 的设计思路，是用抗BDCA2 抗体将 GR 激动剂递送进入 pDC，从源头压制异常干扰素反应。

这条路径很有意思。它既不是广谱清除免疫细胞，也不是单纯阻断一个胞外细胞因子，而是把激素效应集中给一个关键免疫细胞群。

公开资料显示，DB-2304 已在澳洲启动 I 期，并披露健康受试者数据：1-20 mg/kg 范围内整体耐受，PK 近线性，ADC 半衰期约 10 天，低剂量即可实现较高 BDCA2 受体占有。SLE IIa 研究也已启动美国给药。

若后续患者数据能够证明其在 SLEDAI、皮肤病变、干扰素 signature、减激素等终点上形成一致信号，DB-2304 可能成为全球自免 ADC 赛道的标志性资产。

更重要的是，它来自中国公司。

另一条值得关注的管线来自 Lifordi 的 LFD-200。它靶向 VISTA，将强效糖皮质激素定向递送给 VISTA 阳性免疫细胞，并采用皮下注射。2026 年 EULAR 披露的健康受试者 I 期数据显示，LFD-200 具有剂量依赖性抗炎活性，并未观察到血清 cortisol 抑制信号。中重度 RA 患者数据预计 2026 年底读出。

LFD-200 的想象空间更偏广谱。VISTA在多类免疫细胞中表达，理论上可扩展至 RA、IBD、皮肤炎症、肺部炎症等多种疾病。它的挑战也更清楚：靶点越广，适应症越大，安全边界和差异化证据越难做。

这两类路径代表了自免 ADC 的两个方向：一个窄而深，聚焦关键病理细胞;一个广而强，试图重塑激素的系统性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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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ker 和 payload：胜负藏在细节里

自免 ADC 的技术难点，比肿瘤ADC 更微妙。

肿瘤 ADC 可以接受一定程度的细胞毒性，尤其在晚期癌症中，治疗窗口的容忍度更高。自免病则完全不同。患者需要长期治疗，很多人年轻，生命周期很长。药物必须反复给药，且不能带来明显骨髓抑制、感染、肝毒性或不可逆免疫损伤。

这会迫使 ADC 技术发生几类变化。

Payload 从细胞毒素转向免疫调节剂。MMAE、DXd、PBD、amanitin 这类肿瘤 ADC payload 在自免领域并非没有用武之地，但更适合免疫重置或细胞清除场景。

真正可长期使用的自免 ADC，大概率会更多采用 GR 激动剂、GR 调节剂、JAK/BTK/TYK2 类抑制剂、免疫代谢调节剂、ASO、siRNA 等非传统payload。

linker 要同时满足血液稳定和细胞内释放。释放太早，ADC 就退化成系统激素;释放太晚，又无法形成足够药效。糖皮质激素类 payload 通常脂溶性强，对聚集、非特异分布、DAR 和 PK 都提出更高要求。

偶联方式需要更可控。自免慢病对批间一致性和长期安全要求极高。定点偶联、均一 DAR、亲水 linker、低聚集风险，会比肿瘤场景更重要。

靶点选择也会更苛刻。BDCA2 的优势是细胞特异性强，适合 SLE/CLE 这类干扰素驱动疾病;VISTA 的优势是覆盖更广，但也需要证明不会带来广泛免疫抑制;CD74、CD19、CD6、CD45 等靶点则接近细胞清除或免疫重置逻辑，潜在疗效深，但安全阈值更高。

换句话说，自免 ADC 的竞争不是谁把payload 做得更毒，而是谁能把强效药做得更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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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现有自免疗法相比，ADC 要赢在哪里?

自免病治疗已经很拥挤，任何新技术都必须回答一个现实问题：凭什么替代已有方案?

与糖皮质激素相比，ADC 的目标是减少系统毒性。若能在 SLE、RA、IBD 等疾病中证明减激素效果，同时不造成 cortisol 抑制、骨代谢异常和感染增加，自免 ADC 的价值会非常清楚。

与传统免疫抑制剂相比，ADC 的优势是精准递送。MTX、MMF、AZA、CYC 等药物便宜而有效，但起效慢、监测复杂，且器官毒性不可忽视。ADC 若能将免疫抑制集中在病理细胞，便有机会成为更高级别的 steroid-sparing therapy。

与生物制剂相比，ADC 的优势是机制叠加。传统单抗多在细胞外阻断通路，ADC 可以利用抗体完成定位，再由 payload 在细胞内发挥作用。

它既有靶向药的选择性，又有小分子的细胞内药效。

与 JAK 等口服小分子相比，ADC 的优势是降低系统暴露。JAK 抑制剂起效快、使用方便，但安全警示限制了长期扩张。若 ADC 能够把类似通路调节集中到特定免疫细胞，理论上有机会提升治疗窗口。

与 CAR-T 相比，ADC 的优势是可及性和可控性。CAR-T 在难治性 SLE、系统性硬化等疾病中展现出深度缓解潜力，但成本、住院、CRS、ICANS 和生产周期限制了广泛应用。ADC 若能实现部分“免疫重置”效果，同时维持门诊给药形态，将拥有巨大的商业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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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估值溢价从哪里来?

自免 ADC 的溢价，可能并不只来自某一条管线的临床数据，还来自中国 Biotech 在全球创新链中位置的变化。

一个颇有意味的细节是，据产业人士回忆，映恩公布自免 ADC 管线后，海外已有 VC 很快借助 VIC 模式，围绕相似逻辑攒出新的 biotech 项目。

这说明自免 AD已经不再只是中国公司内部的一个技术分支，已经开始成为海外资本可以据此建公司的新药母题。

更值得二级市场重估的是，这一轮创新的流向正在变化。过去中国 Biotech 常被视为海外技术、海外靶点、海外资产的承接者;如今在 ADC、自免 ADC、双抗 ADC、新型 payload 和 linker 平台上，中国企业开始向海外输出资产、方法和判断框架。

肿瘤 ADC 证明了中国公司可以从追赶走到并跑甚至局部领先;自免 ADC 若能跑出患者数据，则有机会进一步带来标准制定权和产业话语权的上升。

长期溢价也在这里：不是某个单品种估值多给几倍，而是全球药企和资本市场开始承认，中国创新药公司能够定义下一代技术路线。

这背后的“话语权”能延伸出去的东西会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