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64岁的何如意又完成了一次出人意料的职业转身。

在监管、投资、产业界都取得相当成就之后，他选择执掌一家聚焦“全球健康”的非营利机构——上海全球健康创新研究院，重新为中国创新药行业探一段新路。

这一段新路，应中国创新药产业时势而生——经历了规模化Fast follow的积累成长期后，中国已在产业生态体系、高水平前沿技术成果转化等方面沉淀出硬核实力，从创新质量、研发效率、人才密度到市场机制，都走到了产业化能力成熟的一个节点。

于是，中国创新药企得以走向更大的世界。当跨国授权交易额突破千亿美元，欧美市场丰厚的商业回报吸引着越来越多药企和从业者投身其中。

何如意选择转身探路，回归到一个医生的初心和情怀，用亲历中国创新药产业质变所积累的视野和能力为人类健康出一份力，在少有人关注的全球性健康难题如重大传染病上，用非营利的方式研发中国创新药及解决方案，为中国创新药国际化探一个新高度。

亦如十年前躬身入局参与中国新药审评审批改革一样，何如意的这一段新路充满未知和挑战，当下鲜少同路人，但对于行业意义重大。

中国创新药何以能够探索这一段新路?如何能走成这一段新路?医药魔方与何如意展开深度对话，凝练他作为一个躬身引领时代新风潮决策者的知与行。

从“商业出海”到“使命出海”

医药魔方：为什么会选择执掌全球健康创新研究院这样一家非营利机构?

何如意：我最初的一份工作就是临床医生，面对的是个体的病人;后来做监管，希望影响行业标准放大影响力;再做企业和投资，深入理解了产业现实与资本逻辑。

走完这一圈，我更加清楚，所有环节最终都应服务于一个目标：让患者用上好药。

现在做全球健康，驱动力完全不同了——不再被最快、最低成本获批的单一商业目标驱使，而是必须踏实满足各国法规和实际的患者需求，这让我感觉更回归我最初做医生的本质。

当大家都在肿瘤这类热门赛道上内卷时，或许可以回头看看，那些需求巨大却无人投入的领域，同样是值得耕耘的蓝海。

比如，通过改变蚊虫生态来阻断疟疾传播，这样的项目一旦做成，是对人类健康根本性的改变。

医药魔方：同样做国际化，您提到了现在做全球健康的驱动力和商业化上市一款药完全不同?这种不同是什么?

何如意：主流出海的核心逻辑是“商业价值”，是为了寻找更大的市场回报，而我们研究院的逻辑，从起点就是全球健康使命驱动——为了解决中低收入地区人群迫切的健康问题，比如疟疾、结核、艾滋病和妇幼健康问题。

医药魔方：这种使命驱动的模式如何具体运作?团队如何构建?

何如意：我们正在组建一个精干的核心团队，目前约20人，未来理想规模将维持在50人左右，采用轻资产模式。团队分为四个方向，每个都直面独特挑战：

一个是疟疾团队，疟疾最大的问题也是耐药，需要新一代预防疫苗和治疗药物来解决，更根本的是改变蚊虫生态，阻断疟原虫传播。项目难度大，做成了就是根本性改变。团队配置思路和传统做药不一样，而且这类人才在中国很少，我们正在全球招聘负责人。

第二个团队是IVD检测，目标是开发超低成本、极简操作的检测工具，用于结核病筛查、HIV载量检测等。它必须能在非洲等国家的偏远、甚至缺电缺水的地区使用。这要求团队了解全球标准，尤其是WHO标准，帮助企业通过认证。

第三个是新药团队，目前主要围绕结核开展工作，与国际机构合作推动新一代结核药物能与全球同步获批。缩短疗程，提高患者的依从性，降低耐药的发生率。

第四个是妇幼健康团队，除了遵循产品开发流程推进临床研究之外，我们需要包括儿童营养、怀孕期间保健以及高危妊娠的处理。通过检测鉴别高危妊娠人群。

围绕这四个专业团队，还需要BD(商务拓展)评估和引进项目，法务支持处理复杂的合同对接。我们不自建工厂和临床队伍，而是作为整合者，对接国内成熟的CXO和生产企业。

医药魔方：您提到的疟疾、结核等新药和疫苗产品，目标市场体量不小，但实际做转化需要巨大的成本，全球III期临床试验费用惊人。作为一个新型机构，如何解决资金和可持续性问题?

何如意：盖茨基金会的捐款及上海市为我们提供首期五年研发经费。资金用于搭建能力和启动首批项目，关键是建立可持续的模式，为后期发展鉴定基础。

我们目前正在对接美国的几个结核治疗产品，结核治疗产品已经多年没有太多更新了，耐药性问题比较严重，我们的药物新疗法不仅解决耐药性问题，还要缩短治疗的疗程，提升患者的依从性，以降低未来产生耐药性的可能。回到您的问题，大III期临床确实费用昂贵，我们现在先迈出第一步，后续不仅仅靠研究院，一定会联合更多的国际国内组织或个人一起来做，再下一步是和企业和产业资本合作

医药魔方：研究院的定位是非营利组织，企业和资本要盈利，如何与他们结合?

何如意：可持续的关键在于设计合理的模式。我们针对不同市场采取不同策略：对中低收入地区，目标是不赚钱或微利;但对有支付能力的市场，可以开发基于相同技术平台的差异化产品，获取合理利润，并反哺到全球健康事业中。我们相信，只要产品真正有效，一定会吸引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参与合作。

核心是利用中国强大的工程转化和制造优势，为全球健康问题提供中国解决方案。吸引全球处于概念验证后的健康项目来中国，利用我们的“多快好省”优势，将其变成可负担的产品，，输送到最需要的地方。

医药魔方：这能否看作中国创新药能力的一种新出口?

何如意：这是中国创新药行业在跟随和追赶中积累了大量工程化、产业化能力之后，一个自然的进阶阶段。

利用中国医药产业发展中淬炼出的高效、低成本转化与制造优势，去解决全球性的健康不平等问题，这不仅仅是商业机会，更是中国创新药行业走向成熟、承担更大责任、赢得国际尊重的重要一环。

这条路需要先行者，但绝不会只有先行者。

中国创新药研发转化能力走到成熟节点

医药魔方：您领导的全球健康创新研究院，将自身核心定位于“转化”，而非早期研发。为什么特别强调这一点?

何如意：因为目前在中国乃至全球，做早期研发的机构特别多，但很多成果仅停留在论文层面。科学家们并不很了解产品转化，即使拿到资金，把项目落地变成产品的时间成本和难度也很高。

临床转化是一个关键的瓶颈，需要重点攻克，而这恰恰是目前中国可以发挥巨大优势的地方。我们研究院的运作有点像更深入的投后管理——与其只提供资金，不如直接帮项目方申报IND，把临床做下去，指导产品上市及进入国际中低收入国家。

医药魔方：这种转化优势具体指什么?

何如意：“多、快、好、省”。全球健康产品要服务数十亿中低收入人群，关键一是成本极低，二是能大规模供应。中国的优势正在于此：生产成本低，转化成本低，速度快，产业能力体系完整。

我们采用轻资产、高效率的模式来放大这些优势：不自建工厂，也不自建庞大的临床团队。我们依靠国内外成熟的外包生态(CXO)和生产企业。比如临床实验，我们与CRO公司合作，但自身会配备精干团队去管理他们，保证质量和速度;生产则对标上海乃至全国有能力的企业，将生产能力落户在中国。像一个转化加速器，目标是双向驱动：既把全球处于概念验证后的健康项目吸引到中国转化，也帮助中国的好产品走向全球最需要的市场。

医药魔方：转化能力的搭建可以溯源到十年前您回国时的审评审批制度改革。但一个现实问题是，国际社会特别是欧美监管机构，对中国产生的临床数据认可度如何?

何如意：应该说不同层面的认可并不同步。目前国际认可中国的创新药研发能力，但不完全信任中国的临床实验数据。目前很多成功的对外授权(BD)交易，标的也多是早期资产(临床前或I期)，国外买家看中的是中国团队的研发效率和平台潜力，而非对中国大规模III期临床数据的完全采信。

更直接的例子是，中国大陆的药监局批文，至今未能在香港、澳门直接获得认可，它们仍更认可美国FDA的审批结果。这背后有科学因素，也有信任建立的时间因素，也需要一系列成功产品来验证。

过去十年，中国临床实验质量已经取得巨大进步。2015年启动的药监改革，核心是把审评体系的逻辑从支持仿制药(比对药学相似性)，转向支持创新药(关注临床疗效与安全性)，这和美国FDA的体系在根本上是一致的。我们也必须承认，认可需要一个过程。

医药魔方：您曾致力于推动中国药监与国际接轨。现在，您如何看待“接轨”一词?

何如意：这是一个需要深刻理解的概念。接轨，接的是科学标准和质量体系的“轨”。在药学、毒理学、生产质量管理规范(GMP)上，中国标准与国际标准(ICH)保持一致，这是必须的，是产品质量的基石。

但在临床审评标准上，盲目追求同一是危险的，也是不科学的。审评标准的核心，应该服务于本国本地区患者“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美国的临床需求、疾病谱、可用的治疗选择，与中国不同，与东南亚、非洲更不同。

例如，针对某个肿瘤，美国可能已有3款有效药物，那么FDA批准第4款药的标准就会很高。但在中国或中低收入国家，如果这款肿瘤还没有有效药物，药监机构采用单臂试验、基于客观缓解率(ORR)有条件加速批准一款新药，就是完全合理且符合伦理的，因为它解决了“有无”的问题。如果我们刻板地要求这些地区必须采用和美国一样的审评标准，反而会延误这些地区患者获得救命药。

真正的监管智慧，是在确保安全有效的前提下，采取与当地临床需求相匹配的灵活审评策略。未来，随着中国创新药更多地走向新兴市场，我们可能还需要参与甚至引领制定适合这些地区的审评标准。

医药魔方：谈到新药的监管批准，一些从业者认为政府应该出手调节创新内卷，您怎么看?

何如意：内卷是中国创新药发展特定阶段的产物，但我认为市场本身就能进行调节。当企业发现其产品无法吸引资本或无法商业化时，它自己就必须调整方向。我不建议监管部门用行政手段去直接干预，比如“只批前三个、前五个”。

充分的竞争会逼迫企业建立自己的核心优势——要么是成本优势，要么是疗效优势。如果你两者都没有，自然会被淘汰。这是一个残酷但健康的、市场化的优胜劣汰过程。

从发展角度看，一定程度的“内卷”有它的积极意义。许多中国创新药企是在近十年才创立起来的，初期技术路线相似，需要通过开发同质化产品来搭建和验证自己的技术平台。正是经历了在PD-1、ADC等领域的充分竞争甚至“内卷”，才锤炼出了一批有真本事的平台型企业，也才成就了今天中国创新药BD的活跃局面。那些“卷”出来的企业，证明了其平台能力，才能快速转换靶点，适应新的研发方向。

出海欧美的门槛正在升高

医药魔方：在国内能力成熟且竞争加剧的背景下，美国市场仍然是出海最热门的选择，但美国审评审批、市场支付系统等正在激烈变革中。目前情况如何?

何如意：现实是，通往美国市场的路，门槛正在变得越来越高，成本急剧上升。一个明显的趋势是，美国对抗肿瘤药等创新药的审评要求越来越严格，越来越倾向于要求OS(总生存期)这样的金标准终点。这意味着临床试验时间被大幅拉长，成本呈几何级数增长——尤其对于乳腺癌等生存期已较长的癌种，做OS试验的成本不仅仅是几倍的增加。

医药魔方：这对中国企业意味着什么?

何如意：中美市场的回报逻辑不同，导致对中国企业来说这种高门槛难以承受。美国是开放市场，高投入可以通过高定价和高市场回报来覆盖。但中国是医保严格控费的市场，高投入的OS研究，并不能在国内市场换来相应的高定价回报。这种错配，让绝大多数中国企业难以承担在美国进行全程自主临床开发的高昂成本。

医药魔方：所以，未来中国企业自主出海美国会越来越难吗?

何如意：是的。未来中国很多创新药想依靠自己的临床数据去美国自主申报上市，像百济神州那样的道路，会越来越难。很可能的结果是，只有极少数企业能走通，对于大多数公司，更现实的选择是通过对外授权(BD)，与具备全球开发能力的跨国药企合作。产业分工将越来越细：做研发的专注研发，做转化的专注转化，能独立完成全球市场的将是少数。

医药魔方：如果美国这条路变窄，企业该如何布局?

何如意：必须进行多元化、更务实的全球布局。不能只盯着美国一家。其中，东南亚市场是一个潜力巨大的战略方向。其疾病谱、人种特点，尤其是“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与中国高度相似。一款已在中国获批的产品，进入东南亚市场的临床逻辑是顺畅的，可能比强攻美国更为可行。如果未来能借助香港正在推动建立的独立审评中心等枢纽，形成辐射东南亚的审评通道，效率会更高。

医药魔方：仿制药和创新药在出海策略上是否能分步和协同?

何如意：在策略上，我建议采取“分步走” 。仿制药和改良型新药可以作为出海先锋。因为它们的国际审评标准(ICH)全球统一，中国成熟的产能和成本优势在这里体现得最明显，也最容易帮助建立“中国制造”的质量信任。这一步走通了，创新药出海的基础才会更牢。

对于创新药出海本身，也要精打细算。比如，技术转移相对简便的CAR-T疗法，可能适合与当地重点医院合作落地;但一个工艺复杂的ADC药物，转移生产体系就非常困难，必须慎选市场。

企业一定要根据自身产品的具体特性和门槛，做出务实的选择，放下对任何市场“暴利”的幻想，回归医药服务于患者的初心和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