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瑞霖核心观点：

•关于BIO的中国威胁论：这更多是一种政治博弈手段，而非真正的实力评估。一方面显现出美国生物医药行业对中国创新能力崛起的焦虑与无助;另一方面是利用所谓的中国威胁来影响美国国会，争取更多政策和资金支持。中国应保持清醒和定力，既看到我们取得的成绩，更要看到自身差距，做好自己的事。

•关于中美实力对比：虽然中国BD交易总额已超美国，但企业个体实力悬殊。例如，中国前十家生物科技上市公司市值总和只占礼来一家公司的市值30%多。我们绝不能自满，更需要认真反思。

•关于中国医药创新定位：国家“十五五”规划已将生物医药列为新兴支柱产业，未来市场规模至少需要扩大5-6倍。政策将从“保民生”转向同时“拉动医疗消费”，并建立多元支付体系，打破医保基金规模即是产业规模的天花板模式。

•关于应对全球局势：关键在于“做好自己的事”，包括留住人才、自主创新、建立强大的自费药市场，明确医保目录药品与自费药物的使用都应当是医疗活动的组成部分。打破医院用药的壁垒，深化医疗、医保、商保与医药的融合，构建“四位一体”发展新格局。以高质量供给激活合理用药需求，做大做强健康消费市场，加快建设与中国经济体量相匹配、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医药市场。

•关于美国药价：美国是全球医药创新利益的最大收益方，并非吃亏方。

•关于“脱钩”：中美非但没有“脱钩”，反而有更多合作，在更高层次上捆绑在一起。因为中国产品的成本效益优势无人能拒，跨国药企是基于价值和利润而非政治做选择。

•关于中国创新在全球的角色：中美两国是AI、生物科技领域最具创新实力的国家。中美应积极对话，保持合作。我们坚持和平发展、开放合作。中国是WHO最大的成员国，也是最大的经费缴纳国;从原料药、仿制药的稳定全球供应，到近年来大量创新药BD交易出海，中国已成为全球生物医药产业不可或缺的一环。中国医药创新不是威胁，而是全球生物医药研发、生产与供应链重要的合作伙伴和稳定力量，最终为人类健康福祉服务。

中美生物医药领域的博弈骤然升级。4月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依据《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对进口的专利药品及其成分征收100%的关税，欧盟、日本、韩国享受的是15%的低税率，试图以此令制药业回流美国，重构全球医药供应链。

在此前的3月25日，美国生物技术创新组织(BIO)首席执行官John F. Crowley在华盛顿的一场活动中，援引美国“国家生物技术与生物制造委员会”(NSCEB)发布一周年的一份报告，再次提及所谓“中国生物技术主导威胁”。

(详细报道请见：https://bio.news/national-security/bio-ceo-hails-congressional-report-on-threat-of-china-dominating-biotech/)

来源|Bio.News

该报告声称，中国过去十年生物医药研发投入增长了400倍，并将中国正常的产业升级描述为“系统性挑战”与“国家安全威胁”。 Crowley称，“生物技术主导地位就是国家安全”，并呼吁全面落实报告提出的49项建议，以阻止中国取代美国成为全球生物技术领导者。

短短一周内，美国对华生物医药领域的限制已从立法层面向全面战略施压演进。在此背景下，研发客专访了中国医药创新促进会首席专家宋瑞霖博士。作为亲历中国从“仿制药大国”向“创新药强国”转型全过程的推动者，宋瑞霖博士对这场博弈的本质、挑战与未来，给出了深刻而清醒的解读。

BIO再提中国威胁：

是焦虑，还是策略?

针对BIO首席执行官Crowley宣称“中国意图主导生物技术领域”并将其定义为“国家安全威胁”，宋瑞霖指出，这并不是一个新话题。他直言：“美国的《生物安全法案》早在拜登政府时期，就已经以所谓国家安全为名，开始对中国的生物医药领域进行打压。”

中国医药创新促进会首席专家 宋瑞霖博士

BIO首席执行官此次再次公开表态，一方面反映出美国看到了中国在生物技术领域，尤其是在BD方面的成长。宋瑞霖分析道：“目前，中国的BD交易总额已接近1400亿美元，位居全球第一。这不仅仅是数量上的超越，更是能力上的确认。当这种能力建立起来之后，对美国而言，这意味着一种长期的竞争关系。”

与此同时，纳斯达克生物科技板块的整体估值，正面临来自中国生物技术公司快速崛起所带来的下行压力。过去美国所谓高价值的BD项目，正因中国的加入而被稀释，价值被平摊。宋瑞霖表示：“这确实让美方感受到了现实威胁。”

但从另一个维度看，他强调，BIO首席执行官借用“中国威胁论”或“国家安全”的叙事，一方面展现了他对现实的焦虑，另一方面则是希望影响美国国会，以争取更有利的政策支持。他解释道：“这与美国军方常常宣称中国军力已超越美国的逻辑类似。美国并非真正认为如此，而是以此为借口，推动政府增加投入、出台更优政策。”因此，宋瑞霖提醒道：“我们不应将BIO的言论简单理解为中国已在生物科技领域成为全球第一或美国已陷入恐慌。这类表态，往往更多是一种政治博弈的手段。”

宋瑞霖进一步指出，中国自身必须保持清醒认知。尽管中国在生物科技领域的BD表现优异，但尚未真正出现能与MNC并驾齐驱的大型企业。他以数据为例，礼来的市值已达到1万亿美元，而中国排名前十的生物科技上市公司市值总和仅相当于礼来的30%多。

他坦言道：“这个差距是巨大的。因此，一方面要看到美国人已不敢忽视中国;另一方面也要清醒认识到，我们仍有很大差距，绝不能自满。”

中国研发投入增长400倍：

是系统性挑战，还是产业升级?

美国报告强调了中国过去十年生物医药研发投入增长了400倍。而宋瑞霖曾在多个场合提出中国正迈入“创新药3.0时代”。对此，他认为：“美方产生这样的理解其实并不意外。”

来源|Bio.News

“当中国把生物医药产业定位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时，它本身就包含了‘战略’二字，即从长远、全局出发的思维。”他进一步指出，中国医药创新已迈入3.0时代。体现在从“十五五”规划到今年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生物医药创新的产业定位实现了从“新兴产业”向“新兴支柱产业”的战略跃升。

按照产业经济学的通常标准，支柱产业对GDP的贡献占比一般需达到5%。以中国当前约140万亿元的GDP总量测算，5%对应的规模约为7万亿元人民币(约合1万亿美元)。相比之下，当前中国创新药市场规模仅为1660亿美元。这意味着，若要达到支柱产业的基准水平，中国创新药市场至少需要扩大数倍。

因此，他相信：“在政府工作报告确立生物医药为支柱产业后，政策体系一定会随之调整，且这一调整应该已在推进中。”他观察到，当前相关部门正在围绕如何支持创新、如何拓展创新药的应用场景开展工作。

宋瑞霖近期参与了多个会议，他告诉记者，明显感受到政策方向的变化。有关部门提出要建立医疗消费新理念。“这意味着，我们的医药产业不仅是‘保民生、保基本’的保障性产业，更应成为拉动消费、支撑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性产业。因此，深化医疗、医保、商保与医药的融合，构建“四位一体”发展新格局。以高质量供给激活合理用药需求，做大做强健康消费市场，加快建设与中国经济体量相匹配、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医药市场。

他还提到，总理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明确提出要建立多元支付体系。他指出，医保是基本医疗需求的支付者，而多元需求则需要商业保险和自费支付来满足。因此，不能让医保基金规模成为中国创新药产业规模的天花板。必须建立一个真正的自费药市场，才能实现增长较大市场空间。

应对地缘政治：

人才政策、自主创新与市场开放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宋瑞霖指出，中国亟需系统性战略布局。2026年作为“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生物医药产业已被正式提升为“新兴支柱产业”，在政策层级上与集成电路并列，彰显其在国家战略中的核心地位。

他强调：“美国怎么做，我们无法控制。无论他们把我们视为假想敌还是竞争者，那是他们的事。解决中国的问题，关键是把我们自己的事做好。”他举例说：“就像芯片一样，美国正在倒逼中国走向更深层次的自主创新，这也是‘十五五’规划中明确提出的国家战略目标。”

在生物医药领域，他指出，中国首先需要构建完善的人才政策体系，留住高端人才。美国正借助全球人才资源强化自身竞争力，尤其是在生物科技领域，大量华裔及中国籍科学家在其科研体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宋瑞霖强调：“我们并非主张民族主义，但必须审慎思考：能否留住现有高端人才，并增强对海外人才的吸引力?”

其次，他强调国家支持政策：“国家新药重大专项已确立对基础研究的支持，这条路径需要进一步完善和深化。”

更重要的是市场政策。宋瑞霖引用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只要拥有创新药市场，就不必担心无人研发。如果我们能在中国打造出一个优质的创新药市场，就等于种下一棵巨大的梧桐树，自然会引来金凤凰。”

他强调：“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可以相互依靠，而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具有极强的独立主权和民族性，不能成为美国的附庸。因此，我们必须拥有全链条的研发、生产和供给能力。”

另一方面，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宋瑞霖认为，中国不能只培育国内市场，必须走出去，实现国际化。而中国医药出口面向一带一路的众多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宋瑞霖强调，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我们不是搞“小院高墙”，而是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与世界融为一体。这是对抗西方打压的最有力途径。”

他总结道：“当你拥有市场，你就拥有话语权。美国是全球最大市场，而中国也是全球前列的市场之一。”他特别指出，当今世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面临医药创新能力不足，甚至缺医少药的困境，这是中国药品亟待开发的国际市场。但是，由于对化学药和生物医药，我国没有加入世界卫生组织药品成熟监管体系(WLA)，造成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只认获得美欧批准的药品进口，连中国的周边国家都不接受中国药品的临床数据和批件，这使得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市场面临巨大障碍。因此，监管的国际化才能带来产业的国际化，我们要下定决心克服困难，采取切实步骤尽快加入WLA，为中国创新药走向国际铺平道路。因此，他坚信：“中央的政策非常清晰：用开放的市场面对世界。”

全球创新成本都由美国承担：

这种看法是片面的

针对中国正以举国体制的效率、工程师的勤奋和AI制药技术，颠覆全球传统的“十年、十亿美元”研发模式的讨论，宋瑞霖提出了审慎而积极的看法。

他首先纠正了一种认知：“即全球创新成本都由美国承担。这种看法是片面的。美国是全球医药创新利益的最大收益方，并非吃亏方。特朗普只算支出账，从未算过收益账，美国正用其产品在全球获取利润。”

其次，他认为：“AI等新技术的出现，必然会提高药物研发效率。在条件成熟时，会改变‘十年十亿美元’的传统模式。”但他同时强调：“产业平均价格下降，并不意味着不会出现更高层次的产品。人们对健康的需求永无止境。AI是提升效率的工具，而不是敲响丧钟的终结者。AI对人类研发进程是巨大提升，任何国家都应积极拥抱和审慎应用。”

脱钩的代价与现实

对于美方坚持“脱钩”的可能性，宋瑞霖认为：“过去近十年的表现已经说明问题。我们实现了全球最大的BD交易额。这说明什么?如果你能以更低成本、更好收益进行创新，没有人能阻止你。”

他引用了一句古语：“抽刀断水水更流。”

过去三年证明，MNC已将中国生物科技领域的研发能力作为其BD战略的布局方向。其驱动因素在于，中国本土研发的产品在成本效益方面具有优势，能为合作方创造更高的价值。这一判断基于市场与产业逻辑，与政治因素无关。

宋瑞霖表示：“从特朗普第一届政府喊脱钩至今已近十年，钩并没有脱，反而有更多合作，在新的领域、新的高度上更紧密地捆绑在一起。因此，我们不必焦虑，扎扎实实做好自己的事，坚持自主研发，开放合作与对话。”

他强调：“凡是要求强保护的国度，一定是脆弱的;凡是要求强保护的行业，一定是弱小的。”他提出三点应对策略：“第一，正视困难;第二，迎战困难;第三，战胜困难。”

中国不是威胁

是合作伙伴与稳定力量

对于那些鼓吹“中国威胁论”的人，宋瑞霖给出了明确回应。他指出：“中国始终坚持国际合作的基本原则。纵观历史各个时期，放眼全球各个角落，中国始终秉持和平发展理念，扮演着建设性合作者的角色。”他说：“在全球医疗卫生领域，中国表现尤为积极。在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WHO)的背景下，中国已成为WHO最大的缴费国。这一举措体现了中国在当前国际环境下，正以实际行动尽己所能履行国际责任、维护多边合作体系。”他强调：“我们的目标是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因此，将中国医药创新视为威胁，是短视和狭隘的。”

宋瑞霖认为：“只有合作，才能共赢。中美两国是全球在AI、生物科技、生物医药领域最具创新实力的国家。中美应积极对话，保持合作。美国需要接受中国的发展，因为中国不会因美方主观不接受而停止。中国也要面对竞争带来的挑战。站在各自维度，首先应做好自己。相互合作，就是相互支持、相互成就。中国的医药创新不是给世界带来竞争压力，而是带来发展机遇。”

针对2026年4月2日美国宣布对进口专利药品及其成分征收100%关税的做法，宋瑞霖认为，美国试图通过征税关税，强制制药业回流，切断中国与其他国家在创新药和原料药领域的全球供应链联系。但美国市场在仿制药、原料药乃至部分创新药的中间体上，对中国供应链存在客观依赖。

来源|白宫官网

强行脱钩不仅不会立即使美国“自给自足”，反而会推高其本土药价、延缓新药上市速度，最终由美国患者和医保体系承担代价。这违背了医药产业全球协作、优势互补的基本规律，只会增加全球创新药的供给成本，损害美国以及发展中国家患者的可及性。

对于中国企业的应对，宋瑞霖认为，短期看，直接对美出口创新药的企业会面临压力，但中国对美创新药出口基数本身不大，更多是原料药和中间体受影响。长期看，这反而会加速中国医药产业“两条腿走路”：一是加快自主创新，开拓“一带一路”沿线、东南亚、中东、拉美等非美市场;二是倒逼国内支付体系改革，做大本土创新药市场。

“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医药供应链、最丰富的临床资源和巨大的患者市场。中国从来都是和平发展、开放合作。对中国而言，面对此时动荡的时局，我们更应稳住阵脚，内心平静，决心坚定。只要我们沿着创新驱动的国家战略走下去，就一定能到达胜利的彼岸。”他最后坚定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