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7月，亚盛医药的利沙托克拉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是中国首个获批的国产原创BCL-2抑制剂。从战火中守护患者，到开创BCL-2抑制剂全球首个且唯一的每日剂量递增临床方案，亚盛医药走过了三十年长征，凭借过硬的临床数据，赢得了全球顶尖研究者、监管机构、跨国BD伙伴和美国纳斯达克的认可。

翟一帆博士关掉电视，走到窗前。中东地区战事愈演愈烈，她不忍心看下去。

“战争来了，受伤的永远是老百姓。”作为亚盛医药首席医学官，翟一帆说，“地缘政治再怎么复杂，药物开发也需要无国界。”

她想起了2022年夏天，那个来自加州的电话。

电话那头，是一个带着浓重东欧口音的声音，反复说着同一个词：“Ascentage(亚盛医药)……Ascentage(亚盛医药)……”

翟一帆努力询问对方需要什么帮助，可对方却怎么也说不清楚。

挂断后，电话又响了。一次，两次，三次。翟一帆一次次耐心地接起，细细询问，终于弄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打电话的人的姐姐，是一名血液肿瘤患者，正在参与亚盛医药的BCL-2抑制剂利沙托克拉一项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而这项试验，恰好在乌克兰和俄罗斯都有开展。俄乌战争爆发后，姐姐从乌克兰逃到了波兰边境，最担心的是还能不能继续用上试验药物。亚盛医药当时确实在波兰设有多个临床试验点。翟一帆马上协调团队，一场跨越战火的救援就此展开。

亚盛团队兵分两路：一路通过研究者在全球范围内确认受试者的随访与治疗状态，另一路解决战时药品运输的难题。当时对俄航线全面封锁，相关的航线基本上都瘫痪，团队需要设计复杂的转运路线，让利沙托克拉穿越封锁，送到患者手中。

这场战争波及亚盛医药在俄乌两国入组的一百多位患者。试验中心关闭，随访中断，但患者的治疗不能停。团队和研究者积极沟通，研究者与受试者保持紧急联系及开展随访沟通，尽一切努力，协调研究中心及时完成药物的供应和发放。

最让翟一帆动容的是当地CRO的坚守。一次线上会议中，对方的工作人员挤在昏暗的地下室里，上方隐约传来爆炸声。“上面在打仗，他们在地下室坚持工作，只为确保患者能继续用药。”翟一帆说。当时乌克兰所有适龄男性都被征召入伍，但当地团队仍在坚持工作。主要临床用药存放在机场附近，而机场已不再安全了。如何安全取药、如何运往各地医院、如何在检查站通行，每一个环节都充满惊险与未知。

因为亚盛人的全力坚守，战火之下，没有一位患者因战争而断药。亚盛做到了。

亚盛医药首席医学官 翟一帆博士

“亚盛从不跟风。”翟一帆在广州环市东路的办公室接受采访时，语气里透着自豪，“当众多公司涌向PD-1时，我们并未参与，而是在30年前就开始了BCL-2抑制剂的研发。”这条路始于1984年BCL-2靶点的首次发现，历经42年科学探索，直到2016年艾伯维的维奈克拉(Venetoclax)上市，才验证了这一方向的临床价值。而亚盛的研发故事要追溯到1996年，创始人杨大俊博士和王少萌博士在密西根大学共事期间就开始了相关探索。

“做创新药并非像许多人想象的那样，每个项目都能轻易成功、每个阶段都能弯道超车。”翟一帆说，亚盛早期走过的路异常艰难。公司的首款BCL-2抑制剂AT-101在II期注册试验中失败，但团队没有放弃，最终研发出利沙托克拉(代号为APG-2575，lisaftoclax，商品名：利生妥)的新分子实体。

2021年，亚盛就利沙托克拉的关键注册II期试验的设计开展与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CDE)交流时，CDE提出了最高要求，即其关键注册II期临床试验必须入组BTK抑制剂和免疫化疗均难治、复发、或不耐受;或一线使用BTK抑制剂治疗失败且不适合免疫化疗的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小淋巴细胞淋巴瘤(CLL/SLL)患者，也就是真正的 Unmet Clinical Need (临床未满足需求)，以验证其在标准治疗后人群中的临床价值。临床试验(APG2575CC201)即据此开展。

“这两类患者很难招募，且临床试验过程经历了三年疫情，困难加剧。”翟一帆说，“为了仅仅招募77名患者，亚盛一共开设了61个研究中心，一路走来非常不易。”

每日剂量递增：深思熟虑的试验设计

如果说靶点选择体现了亚盛的战略定力，那么在利沙托克拉试验设计上的创新，则展现了这家公司的科学勇气和专业度。作为全球第二个上市的BCL-2抑制剂，如何与先行者维奈克拉实现差异化，成为团队必须回答的问题。

翟一帆早期在与美国临床专家交流时，对方坦承维奈克拉需要长达5周的剂量递增方案来预防肿瘤溶解综合征(TLS)，这是一种该类药物已知的风险。翟一帆和团队抓住了这个关键问题：“我们顶着风险采用了每日剂量递增的方式，而非维奈克拉的每周递增。”这意味着患者的剂量爬坡期从35天缩短至仅5天。

这绝非盲目冒险。团队的前期研究显示，利沙托克拉的半衰期仅约5小时，远短于维奈克拉的26小时。“药物进入体内杀死肿瘤细胞后会迅速代谢排出，不会蓄积，从而减少了毒副作用。”翟一帆解释。尽管如此，当她们向美国FDA提交临床试验申请时，监管部门基于艾伯维的药物出现过因肿瘤溶解综合征导致的死亡案例，提出了大量问题。

“我们已做好充分准备，能确保患者安全，这是一大重要优势。”翟一帆的自信源于扎实的临床前数据。团队甚至花半年时间深入探究了动物实验中发现的一例过敏死亡，最终发现是辅料问题而非药物本身。他们对临床初期入组患者进行了格外严密的监测。

然而，科学的临床试验设计仍需严格执行。在临床试验中，一位研究中心的医生在成功治疗10名患者后放松警惕，未严格遵循水化要求，导致一名患者出现肿瘤溶解综合征。“追踪数据后发现，该患者在第三、四天时钙、磷酸等生化指标已异常，但医生未停药。”翟一帆想起这一幕仍心有余悸。该患者经过急性肾衰治疗恢复后，重新按照方案充分水化并用药，未再出现肿瘤溶解综合征。“这说明了必须严格遵循试验方案。安全并不意味着不会发生不良反应，而要认真向医生讲解充分水化的重要性。”

MD安德森十年信任：

从一张PPT开始的全球化合作

亚盛医药的国际化步伐，早在公司创立之初就已奠定。而这一过程中，与美国MD安德森癌症中心的合作堪称中美双报的佳话。

十年前，翟一帆和杨大俊博士为亚盛的临床试验寻找美国研究中心。在投资人引荐下，他们前往休斯顿拜访。当天，他们抓住机会向知名血液肿瘤专家Hagop Kantarjian教授和其他专家介绍了来自亚盛医药的第三代BCR-ABL抑制剂奥雷巴替尼(olverembatinib)、这一款与泊那替尼(ponatinib)同类但更具优势的药物。

“我们当场展示了PPT和奥雷巴替尼在中国的研究数据。或许是被真诚所打动，他对我们的印象非常好。”翟一帆回忆，这位身材高大的教授带着他们快速参观了MD安德森癌症中心，临别时赠送了一本中心的介绍手册。当晚，翟一帆就收到了Kantarjian教授的邮件：“他表示希望就亚盛的二十几个临床试验展开合作，并愿意担任奥雷巴替尼在美国的PI。”

自此，双方开启了长达十年的紧密合作。这种信任在利沙托克拉项目中得以延续，Garcia-Manero教授与北大人民医院黄晓军院士共同担任GLORA-4全球III期注册研究全球主要研究者。“美国的主要研究者之所以愿意参与亚盛的项目，正是基于对药物卓越品质和亚盛团队的认可。”翟一帆认为，亚盛没有雄厚资金便利，赢得尊重靠的是“信誉良好，科研实力强劲，专业能力与临床数据得到了他们的认可”。

从FDA到EMA的智慧与科学博弈

翟一帆全程领导了亚盛所有临床试验与CDE、FDA、EMA、PMDA、英国以及澳洲等全球主要监管机构的沟通，这段经历充满博弈与团队智慧。

2022年，FDA肿瘤卓越中心首次提出了“Project Optimus”的计划，要求企业提供至少两个剂量方案下的安全性与有效性数据。当时与FDA沟通开展利沙托克拉针对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MDS)适应症时，翟一帆透露：“当时在全球，对艾伯维在该适应症上的失败数据毫不知情。我们凭借详实的数据经过多轮沟通，FDA最终认可了全球注册Ⅲ期研究GLORA-4关键方案设计。”

在欧洲，EMA曾经就其某一个全球Ⅲ期注册研究方案提出了53个问题。“团队全球协同，无时差待命，经常在凌晨与EMA或临床PI开会沟通。”翟一帆感慨，每个问题都必须准确及时回答，以确保每个临床试验都能高效顺利进行。

事实上，亚盛一开始就坚持全球临床开发的布局，到现在正在推进九个全球注册Ⅲ期临床试验，其中四个是由FDA、EMA批准。翟一帆透露，公司全球临床运营都是由当地有多年经验的高管负责，充分发挥他们的优势。

中国药监接轨国际促进创新

在与全球监管机构博弈的同时，亚盛也见证并参与了中国药品审评审批制度过去10年的改革进程。

“亚盛是中国药监局施行审评制度改革与国际接轨、新药审评不断优化的见证者和获益者。”翟一帆说，这在琥珀酸脱氢酶(SDH)缺失型胃肠道间质瘤(GIST)的注册临床试验中体现得尤为明显。这类患者极为罕见，且很多患者是年轻人，开展传统随机对照试验几乎不可能。

经过多轮反复沟通，CDE最终批准了单臂试验方案，入组12岁及以上患者，这在成人适应症尚未获批的情况下前所未有。“CDE愿意创新，愿意打破常规，为满足临床需求、针对无药可治的病人开辟新的审批路径。”翟一帆介绍。

安全、高效、卓越：

全优药物的品牌哲学

接近上市时，翟一帆对利沙托克拉在临床医生中的定位清晰而坚定：“作为全球第二个上市的BCL-2抑制剂，必须体现其与维奈克拉差异性优势。目标是成为全优药物，就像全能冠军。”

在她看来，“肿瘤患者到末期不仅需要迅速强力控制住癌细胞扩散，同时还需要考虑患者的耐受，不能够因为无法承受的副作用而停药。随着肿瘤治疗进入慢病化管理时代，药物的安全性、耐受性变得非常重要。这是我们的药物与其他药物最大的区别。”

据翟一帆介绍，维奈克拉半衰期26小时，有药物药物相互作用(DDI)，在治疗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CLL)时，为避免肿瘤溶解综合征发生，必须使用5周的剂量递增方法，期间患者还需要住院，患者使用非常不方便，利沙托克拉半衰期只有5小时，我们从一开始就差异化设计了只需要每天剂量递增，一周内就达到有效剂量。这个和五周才达到有效剂量相比，为患者使用提供了很大便利。为此，有CDE审评员曾在公开演讲中将利沙托克拉称为“以患者为中心的创新代表”。

这种理念甚至延伸到了品牌形象设计。当美国品牌设计师询问药物形象时，团队一致选择了海豚。“海豚聪明、可爱、灵活，寓意药物既安全又高效。”翟博士解释说，“海豚象征着卓越，全面、有效且智慧，是全优药物的体现。只有全优药物才能给患者带来无忧感。”

利生妥海豚吉祥物

利生妥2025年7月上市发布会现场

药物通用名lisaftoclax也被赋予了深意，“Life saving”寓意挽救生命。在药物推广中，团队花费大量时间思考如何对患者进行教育，“这一过程我们坚持了很多创新理念，特别在药物研发理念上必须突出差异化。”

患者不能等待：驱动研发的永恒使命

在所有战略、科学与商业考量之上，翟一帆和团队最根本的驱动力就是患者。

她讲述了几个刻骨铭心的故事：六七年前在中山医一附院急诊室，一个4岁横纹肌肉瘤女孩在转院途中肿瘤破裂去世;还有那位始终询问“药什么时候能获批”的丈夫，最终在药物获批前等来了太太离世的消息……

“这些故事就像一把把重锤，敲打着我们的心。”翟一帆的声音几度哽咽，“我们多耽误一天，就可能有一个家庭破碎，就可能有一个生命消逝。”所以她不断跟团队强调：“今天能做的事，不要拖到明天。”这种紧迫感塑造了亚盛的文化：务实、高效、专注。

翟一帆对自己的角色有清醒认知：那就是责任。 作为亚盛核心成员，翟一帆负责的不仅仅临床开发，从靶点选择、临床前研究到商业化决策都深度参与，带领团队实现了中国首个且唯一的第三代BCR-ABL抑制剂奥雷巴替尼、中国首个国产原创Bcl-2抑制剂利沙托克拉的成功上市。“虽然自己没有相应的头衔，但从药物发现阶段的靶点选择，到早期临床前研究，再到临床开发后期直至商业化，乃至从销售到市场交接的整个决策链条，我必须了如指掌。”她认为领导者必须对多方面都有深入了解，“倘若领导者对自己的产品、竞争对手以及整个行业都缺乏深入了解，那么很难带领公司达到应有的水平。”

翟一帆博士携全球临床开发与运营团队部分成员

在团队管理上，她秉持两个原则：领导者自己必须是员工的榜样(role model)，在组建团队时，寻找具有激情和坚持精神的人才;创造让员工能不断成长的环境。“做领导还需具备大度的格局，要真心希望员工比自己更强。”亚盛的氛围因此专注于工作而非办公室政治，“大家将精力都集中在工作上，专注于提升自身能力和推动公司发展。”

初心与传承：纯粹的科学追求

翟一帆的低调务实，或许正是源于她的成长背景。她出生并成长于中山医科大学校园，许多教授的严谨专注、言传身教和浓厚的学术氛围培养了她对科学纯粹而执着、坚持不懈的性格。

从战火中的患者守护，到三十年BCL-2抑制剂的长征;从每日剂量递增的科学冒险，到与全球监管的智慧博弈;翟一帆和她的团队，亚盛医药的故事，是中国创新药从跟跑到并跑，再到某些领域领跑的一个缩影。

这家公司没有明星光环，却有着海豚般的智慧与卓越;没有追逐研发风口，却研发出两款全球领先的创新药上市;没有庞大销售团队，却凭科学实力赢得了全球顶尖研究者的认可与尊重。

“新药研发，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BCL-2抑制剂的研发，亚盛人坚持了三十年，我们的科学基础打得特别坚实，一直走得很稳健。”翟一帆最后说，“这或许正是中国创新药需要的长期主义。”